而这份由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承继成领衔完成的报告，以系统详尽的科学数据与论证，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(IPCC)研究结果提出了异议。

目前风电存在三个问题，一个是电网受限。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服务支撑系统，这是我们的世界排名，目前第五位，但增长率我们是第一位的。

以下为发言实录：谢长军：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主席先生大家上午好，我是跟他们唯一的差别是，他们是市场的制定者、运营者，我是向市场提供产品的。我有一个野心，两年超一家。国家对新能源的发展主要解决的是收购问题，电发出来谁来买单，围绕政策陆续出来的电网的接入、电价分摊、调度等等办法。这是我们世界亚洲唯一的一个潮汐带风电，海上电价还是比较高的。中国政府规划了6个风电基地，主要在东北地区、河北北部、内蒙古、甘肃、东南沿海，这六个基地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，平均利用小时数接近2600小时。

我们公司去年是投资最高的一年，平均每千瓦造价今年会下降10%。我先把我的结论说了，因为我的报告没有准备。主要是来自石油部门的资金，为了弥补石油工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。

巴西环境部气候变化问题办公室主任布兰卡·阿美利加诺日前在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，巴方认为国际社会应确定气候变化谈判日程表，早日达成实质性协议。因此，要使绿色经济具有合理的结构，是最困难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谁负有主要责任，因此他们也应该给予财政支持和透明的科学技术，尤其要提供给那些最脆弱和最不发达的国家。这一基金不可能资助所有项目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低碳经济作出贡献。

最脆弱的国家是指那些最贫困的国家，他们没必要躲起来，而是也要行动起来。今年我们将这一基金进行了调整，希望明年能够使用，同时也需要总统颁布法令重组基金的执行委员会。

作为气候问题的受害者，我们应该本着要求各国以可持续性的态度来实现发展。近些年来，巴西一方面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低碳经济，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，推动环保理念革新。在巴西看来，发达国家为解决气候危机应当作出的最低承诺是什么？答：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提案应该是更大胆的，不仅仅在减排方面，同时还在资助（发展中国家）方面。我们的观点是，我们希望在坎昆会议上将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，我们认为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有可能取得进展。

发达国家的提案应更大胆《瞭望》：巴西怎样看待哥本哈根会议，对今后气候变化问题谈判有何看法？答：哥本哈根会议后，我们对今年的形势并不清楚，我们必须在一些问题上重新开始谈判。这一基金至今还没有用，因为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。《瞭望》：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巴西政府对发达国家的态度表示失望。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进展呢？今年比较松散，有4月份的波恩会议，5月底将再次开会讨论，最终讨论时将足够成熟，我们就能知道问题何在，了解所有国家的立场。

我们认为各国应该按照科学测定的数字减少排放，整体上达到被我们称作大气预算的标准，碳空间必须限制。《瞭望》：巴西政府创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基金，那么这一基金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资金的来源是什么？答：为了这一基金的创立，我们对《石油法》作了一些改变。

主要是来自石油部门的资金，为了弥补石油工业对环境造成的危害。而历史责任，或者说谁应该支付更多以及碳排放税等问题，也应该单独考虑。

绿色经济对巴西是战略性的问题 《瞭望》：巴西怎样面对发展绿色经济带来的挑战？您能否讲讲近几年来巴西朝这方面努力取得的成绩？答：这对巴西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必须严肃地、有责任心地对待这一问题，绿色经济意味着对发展有一定的限制，而我们不愿看到发展受阻。我们认为这种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有关科学和机制的对话，中国、印度和巴西都将参与，也将是非常有益的，能够带来新的元素，开展一个对各方来说都有成效的谈判。我们希望最晚到今年年底能够完成。巴西政府正在制定每个行业的低碳战略，共同组成国家气候变化政策，同时还包括巴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交的减排、减少森林砍伐，以及钢铁冶炼和农牧业的法规。我们主要考虑的三个方面就是政策、责任和经济。

我们也不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假装问题不存在，继续高碳排放的生活，那就等于发达国家丝毫不承担责任。我们要加强内部信息互换，建立自己的资料库，使所有进程透明化，要靠我们的发明以及我们的评估，让所有的行动广泛被报道。

最脆弱的国家没必要躲起来 《瞭望》：您怎样评价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？在今后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应怎样协调？答：我们积极参加77国集团、基础四国（巴西、南非、印度和中国）的谈判。我们首先在本国积极采取措施，我们正在调整国家气候变化政策，建立气候变化基金。

巴西环境部气候变化问题办公室主任布兰卡·阿美利加诺日前在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，巴方认为国际社会应确定气候变化谈判日程表，早日达成实质性协议。气候基金的主要资金是已有的资金，也就是说不会有新的资金来源渠道。

《瞭望》：巴西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什么特别的作用？在哪些立场上有共同点？答：巴西环境部非常有兴趣在环境和低碳经济方面深化与中国的关系。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巴西提出更多的建议。我们最近听到在世界上有声音说坎昆会议上不会有进展，需要再等一年。我们理解各国立场的多样性，甚至在77国集团内部就有很多不同立场，但是所有国家间存在着对话和合作机制，我们尊重每个国家的意见，并力图强调气候问题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必须正确去面对。

现在基础四国中有趣的是我们巴西有一个气候变化委员会，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（IPCC）的模式建立的，但相反的是我们的目光与IPCC不同，我们着眼于更远的东西，因为巴西有着非常特别的特点。我们认为基础四国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机制，我们已经与南非和印度进行了对话，在下次基础四国会议上我们将继续与中国讨论，我们对中国始终非常尊重和赞赏。

同时对传统经济来说，有资助手段，有银行文化，因此说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，还有文化上的。因此，要使绿色经济具有合理的结构，是最困难的。

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是可以鼓励种植业和渔业生产的手段，应该制订怎样的计划，分析主要障碍是什么，怎样克服，创立什么样的鼓励措施，提供什么样的贷款，这些都是政策调整的方面。我们也不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假装问题不存在，继续高碳排放的生活巴西幅员辽阔，地广人稀，具有发展绿色经济的有利条件

然而，光有良好意愿远远不够，更重要的是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要作出强有力的承诺，在双轨谈判进程中，积极在减排、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做出切实行动，发展中国家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采取自主减缓行动。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，发达国家在资金援助问题上的立场更是大踏步倒退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累积共识，缩小分歧。会议的召开展现了各方推进气候变化谈判的良好意愿。

但是应当看到，当今气候变化谈判进展缓慢，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谈判基础、减排承诺、资金援助等问题上消极应对。事实上，在长期的谈判中，发达国家迟迟不愿就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展开谈判，逃避自身应尽的义务。

但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却意图在波恩会议上另起炉灶，借改变双轨制而抛弃《京都议定书》，其实质是妄图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，回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，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的。数据表明，全球自１７５０年以来的累积排放量中，发达国家排放约占８０％。

顽固坚持这一立场只会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，滞缓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。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方面，发达国家同样表现消极。